西岳史评 || 李裕民：《山西地方文献及地方史论集》序

唐潮杂志

2024-09-14

《山西地方文献及地方史论集》序

作者简介

李裕民，男，1940年生，浙江桐乡人，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史、文献学。

仝建平最近将他多年来研究山西地方史志的文章，集为一书，取名为《山西地方文献及地方史论集》，嘱予写序。

建平是我招收的最后一届宋史研究生，为弟子论著写序，本来是很常见的事，而我却为近年来发生的事而烦心。2007年，我应中华书局资深编辑之约，为一位年轻人撰的宋人年谱作序，我用心写了。有人写书评，指出书中存在几处瑕疵，然后笔锋一转，说我难道看不出这些毛病，还为它作序？显然别有用心。我知道，当前的情况，书评的好坏，会影响到评职称、评奖，这只要看现在绝大多数书评都在说好话，即可知其作用。我的书，有人曾撰文挑毛病，编辑竟然因此提职称受阻，幸而有人作解释，我又发表反驳文章，才转危为安。我不怕有人挑我的毛病，特将自己的论著目录公布到网上，就怕因为作序，殃及无辜。有鉴于此，我的研究生（包括建平）写的宋史论著，我都谢绝写序。略感欣慰的是，我为其他领域的学术著作写过几篇序，都没有掀起什么风浪。我的苦衷，建平是知道一些的，所以，这次拿来的是与宋史无关的地方史领域的书稿，态度很恳切，要求也不高，只希望我谈谈研究地方史的心得体会。我是以研究断代史为主，但也关注地方史研究，下过二十多年功夫，参与山西几十部新修地市县志的评审，有一些心得体会，借此机会，与同仁们交流一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既然建平没有顾忌，我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更不在乎，那就敞开谈一谈吧！

地方史是国史的组成部分，对它作深入研究，有助于提高国史研究的水平。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目前地方史的研究条件不错，就资料而言非常丰富，地方志、碑刻、家谱，已经大量影印出版，除此以外的史部、子部、集部书数以万计，也已问世。能涉足此领域的人员也相当可观，有历史学者、修志工作者，还有大量乡土历史的爱好者。就成果而言，出版了不少研究论文和著作。粗看起来，非常兴旺，细查一下，高水平的成果太少。究其原因，历史学者偶尔涉足者多，深度介入者少，地方志工作者主要关注与所修志书相关的问题，乡土历史的爱好者缺乏研究的基本功训练且大多只重视本乡本土的历史，这样很难形成共同关注点，也就难以展开讨论和交流，以致研究水平处于止步不前的境地。一些人在对历史的认识上、研究方法上有误区，要前进必须扫除这些障碍。

有的人分不清历史与传说的区别。万荣县有后土祠，古人崇拜天地等自然神，祭天上泰山，祭地到后土。二十年前，万荣县领导想发扬后土文化，委托我邀请先秦史专家参观有关文物古迹，在座谈会上，专家一致认为值得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此时，一位省社科院的文艺评论家发言，坚称不能叫后土，应该叫女娲，并说他家就在后土祠边，群众传说后土就是女娲，万荣就是女娲的故乡，传说是最真实的历史。一番高论，让人惊掉大牙。闹得县领导不知所从，后土研究就此画上了休止符。还有一位研究文学的省社科院的研究员，根据《静乐县志》的记载，断言孙悟空是静乐人，建议静乐县开发花果山旅游。

地方史的研究和其他历史研究一样，不能凭想象，必须凭材料说话。而材料有真有假，有可信不可信之分，需要作考证，认真鉴别。如何考证？简言之，分清是第一手材料，还是二手、三手材料，材料早的、第一手材料可信度高，材料越晚可信度越差，所以辨别材料的时间至关重要。我参加过一次国际家谱研讨会，一位年轻学者根据清代地方志和家谱去纠正新旧《唐书》，我就指出完全错了，资料必须区分早晚，不能根据清代的方志和家谱去纠正一千年前的新旧《唐书》，相反，应该是用早出的《唐书》去纠正晚出方志和家谱之误。孟县的张士贵墓是假的，真墓已在陕西发现，出土的墓志证明《唐书》记载是对的。下面主要谈谈，当你掌握了有关的地方史资料时，应该怎样下手做研究。

研究地方史，自然首先要找材料最集中的地方志了，如何利用地方志？这需要分清哪些可靠、哪些有问题，如果分辨不清而照抄，那么它错你就跟着错了。现略举三个例子。

1.地方志的作者往往对自己的家底闹不清楚，只照搬现存的志书的话。三十年前，我参加几次新修县志审稿，发现其序一开始就说错了，说本县县志始修于某时，今县志是第某次县志。这都是沿袭现存旧志说法得出的，实际上早在此前有过多次修志。这几乎是新修县志的通病，于是，我下功夫研究已佚志书，并作了辑佚（《山西古方志辑供》《晋志钩沉》）给各地作参考，以后此类错误得到纠正。

2.各地开篇的建置沿革，隋、唐以前部分往往多疏漏、讹误。先秦普遍简单摘引《禹贡》的话，魏晋南北朝变化繁多，原有郡县制外，又多设侨置州郡，更是说不清楚。我在审稿时，均一一指出，对情况比较复杂的，则写成论文，如平遥县，旧志说始于周宣王建的京陵，我根据金文结合文献与考古发掘，证明周宣王伐严允在今陕西，不在山西。平遥境内最古的城邑叫中都，是汉初刘恒封为代王时所建。平遥的前身名平陶，它本在今文水南，改名为平遥后才迁到今址。为什么改名？旧志都说是避魏太武帝讳而改。实际上，此说有误，与平陶同时的馆陶、定陶都没有改。北魏时的《水经注》仍然称之为平陶。（《平遥县建置沿革考》，《学术论丛》2000年第6期）

3.雍正《山西通志》记载宋代进士，龚延明等新编《宋登科记考》几乎全部照录，实际上有一大部分是错的。如根据这个名单去研究宋代山西的进士状况，就会得出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经济文化落后的孟县、陵川的进士人数，远超经济文化先进的太原和晋南。我查了明代的成化《山西通志》和嘉靖《山西通志》，都没有记载宋代进士，说明这些名单没有更早的依据，它应是从明、清之际的家谱或县志中抄来的。如孟县的张象贤、张象仪，官为尚书右仆射和尚书左仆射（即右宰相、左宰相）。这类高官，《宋史·宰辅表》及《宋宰辅编年录》有详尽记载，根本没有张象贤二人。陵川崔有孚、乐平魏时中都是“及第第一”。按宋代状元在《梦梁录》卷十七《宋历科状元录》中有详细记载，根本没有上述二人。我仔细梳理宋代资料，找出可靠的宋代进士，再作对比，结论是，今运城市和太原人数最多，占全省进士总数一半以上。（《山西人才为何从北宋开始跌向低谷》，《河东学刊》1999年第1期）

家谱是研究家族史必不可少的资料。要利用它做研究，必须了解它的历史。家谱可分两个阶段：五代以前和宋以后。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家谱，是世家大族官位、权势的象征，通婚的依据，各家谱在中央有存档，他人伪造不得。唐末五代，天下大乱，强宗大族灰飞烟灭，其谱也随之消亡。到宋代只有刘姓尚存一份自家的谱，刘太后想看一下，好攀宗亲，还被拒绝了。考古发掘出土有北朝家谱的残件，大致可以看出，当时的家谱主要是罗列世系，有个人简历及夫人姓氏，没有后世家谱中的族规、祠堂之类的内容。（《北朝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到宋代，中央编有赵氏皇室的谱牒，如今尚存部分残卷。民间偶有修谱者。北宋中期，有范仲淹、欧阳修、苏洵、王安石出来修新谱，欧阳修、苏洵还制定了新谱的体例，对后世影响甚大。由于唐谱已见不到，仅凭世代口传与记忆，追记往事，世系已无法一一厘清。现存宋元家谱极少，主要是明清时期编写的。所以今日要想单凭这些家谱去研究宋以前家谱或家族，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清代的《裴氏世谱》虽然内容丰富，但唐以前基本上抄自史书，《宋史》可抄者少，所记非常简略，如载宋代进士四人，我作了一下考证，至少有二十二人，如仅根据《裴氏世谱》去研究宋代裴氏家族的历史，就会得出其时已没落得不成样子的结论。我搜集材料作了一番比较系统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此完全不同。（《宋代裴氏家族研究》，《史志集刊》2019年第1期）

还需要提醒的是，明、清家谱中往往保存了宋人所作的诗文，其中有真有伪，必须严格鉴别，不可盲目辑供。需要看这些家谱是否始修于宋、以后陆续补充而成，有没有序跋做证，渊源有自的比较可信，说不清来历者不可轻信。如今人所辑崔与之的诗文，有四诗三文乃伪作。（《崔与之生平诗文丛考》，《崔与之与岭南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代县《杨氏族谱》中的范仲淹等人的作品亦是伪作。

现存山西家谱，修于1949年以前的有一千来种，其中明代不过寥寥数种，最早修于明弘治时，若想研究元以前家族及有关历史，不能依赖它。

碑刻，是第一手资料，可信度高，可据以证史、补史，需要我们去作大量的考证工作。山西现存汉碑极少，只有两通。最早的是两汉之际的地界碑，在繁峙县东南神堂乡大寨村口北一公里的山崖上，刻二十四字：“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去其廷四百八十里，北到卤城六十里。”表明这里是汉朝代郡与常山郡的分界线。可纠正《史记》以及《中国历史地图集》之误。（《汉代南行唐地界碑与卤城的考察》，《考古与文物》2007年增刊）

我在参观平遥镇国寺时发现一通半截碑，清人题记误以为是金代的碑。我考证，确认是一通北汉碑，碑主人是北汉主刘崇之孙刘继钦。继钦任大内都点检兼归义府都督，掌握军权，被从弟北汉帝刘继元害死，然后给予厚葬，碑文中还叙其与刘继元之间的友情，由此可以看出当权者残酷与虚伪的两面性。（《北汉刘继钦碑考》，《山西文物》1986年第1期）

山西现存碑刻不少，有人据以研究古戏台等，颇多收益。其他方面，尚多欠缺。如果能像陕西碑林博物馆那样每年出版集刊，必将推动山西地方史的研究，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以上谈了地方志、家谱和碑刻三类资料。还必须指出，这三类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要全面深入研究地方史，绝对不能离开其他史部、子部和集部书。按时代而论，先秦史得靠古文字、文献和考古。两汉也得靠文献和考古，魏晋南北朝碑刻稍多些，也离不开文献。地方志、家谱基本上都是明、清的，碑刻也以明、清为多，即使明、清，仍然离不开《明实录》《清实录》，明、清档案以及其他文献。

建平研究生毕业已经十几年了，他的特点是治学勤奋，能踏踏实实在文献上下功夫，本书中多篇文章介绍山西各类文献，有许多是长期辛苦收集到的，其中有一些是内部出版物，却很有参考价值。他是山西人，又长期在山西工作，用颇多的精力去研究家乡历史，这是爱乡之情的表现，值得赞许。本书是他研究山西的起步之作，难免会有不够精细之处，相信持之以恒，将来会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李裕民

2022年2月26日于西安